一要切实形成工作合力。

该倡议旨在通过构建政策对话和信息交流平台、开展能力建设，加强能效政策和标准的交流和合作、支持绿色制冷商业模式创新、促进技术交流与合作等，推动制冷空调行业能效持续提升和绿色发展，助力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目标和各国能效目标的实现。能源基金会作为共同发起方非常荣幸地见证和参与这一重要的发布仪式。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高温升潜势制冷剂的极强温室效应和制冷设备在使用过程中消耗能源所带来的环境威胁和巨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对达到气候变化国际目标带来挑战。作为全球最大的空调制造和消费大国，中国政策和法规的成功实施，不仅对中国本身，还会对全球市场向更高效的气候友好型制冷设备转型带来巨大影响。在4月25日召开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绿色之路的分论坛上，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起了一带一路绿色高效制冷倡议。能源基金会将会从相关国际合作机制的协调、能力建设、促进技术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对倡议进行大力支持。我们期望一带一路绿色高效制冷行动倡议将促进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一步加强合作，推动制冷行业绿色发展

此次颁布的《澳大利亚关键矿产战略2019》列举了24种关键矿产，均对于国防、太空、能源和先进制造非常重要。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近日推出《澳大利亚关键矿产战略2019》，明确提出要发展多元矿产，使澳大利亚成为世界领先的关键矿物勘查、开发、生产和加工大国，成为支撑农业、航天、国防、可再生能源和通信等产业发展所需矿产的供应大国。要实现《巴黎协定》的升温控制目标，目前已有的政策力度显然不够。

实现1．5－2摄氏度的升温控制目标从目前看来似乎仍是遥不可及。各国能源政策的力度如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能源转型的成败。经济与管理学家阿里・德赫斯总结自己在壳牌38年的工作体验，以及对世界上长寿公司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能长期生存的公司都是宽容型公司。新一轮能源转型已初具规模新一轮的能源转型尽管处于初期阶段，但与前两次能源转型相比存在明显的区别。

第三，新一轮能源转型很大程度上是外力驱动的转型。在BP的渐进转型情景下，全球碳排放到2040年约增长10％，同样无法完成升温控制目标。

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预测，到2050年风电和光伏发电规模将占到全球电力结构的50％以上。第二类是渐进变革型，这类公司以壳牌、道达尔、BP等国际大石油公司为代表，他们既看到低碳转型的大趋势，又在中短期内对化石能源发展抱有信心，近年来大力推进绿色低碳生产，持续加码天然气业务，积极稳妥探索新能源业务。从笔者所考察的大量能源公司的实践看，传统能源公司因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企业决策理念和价值观的差异，他们在应对能源转型时的确是各怀打算提升电气化水平是全球经济脱碳的一项关键因素，所有一次能源都在争夺通向电力这个入口的门票。

例如，美国泰勒・考恩在《大停滞》一书中认为，科技创新低垂的果实已被摘完，近年来除了信息技术大爆发之外，人类在很多科技创新的分支上都遭遇高原窒息。第二，再电气化是新一轮能源转型的重要特征。根据IPCC去年10月发布的研究报告，如果全球变暖以目前的速度继续下去，全球升温可能在2030年至2052年间的某个时刻达到1．5℃，这将带来严重环境后果。传统公用事业公司尤其是电力公司（可再生能源替代目前主要发生在电力领域，对这类公司冲击最大），其推动能源转型的力度大于传统油气公司。

在BP的渐进转型情景下，全球碳排放到2040年约增长10％，同样无法完成升温控制目标。全球能源系统的加速转型需要更加激进的政策支持。

能源政策对能源技术具有重大影响（例如，IEA认为一旦碳价格达到50美元／吨，CCS技术将得到大规模推广）。尤其是在推动电力低碳发展方面，2014年至2035年期间，电力行业所需的17万亿美元投资中，只有1万亿可能来自竞争性市场。

技术创新成效又将进一步影响到政策和民众的行为观念（例如特斯拉引领了电动汽车消费热）。当前，全球能源行业也来到了转型升级的临界点。快速高效的新一代计算机、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创新让人眼花缭乱，乐观的人对数字化技术寄予厚望，认为其将对能源转型产生颠覆性的影响。风险管理专家塔勒布则认为，为增加系统的反脆弱性，可以尝试把一个要承担极端严重后果的系统，变为一个持续承受小冲击的系统。新一轮数字革命将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支撑。与前两次能源转型中煤炭替代薪柴、石油替代煤炭不同，在《巴黎协定》碳预算强约束背景下，正在发生的第三次能源转型必然是更多利用低碳能源和无碳能源替代高碳化石能源。

而全球发电量从2006年的19．1万亿千瓦时增长到2017年的25．6万亿千瓦时，年均复合增长率2．7％，比一次能源年均复合增长率高了1个百分点。然而，即使具备了上述意识，掌握了相关技能，转型也未必能够成功。

国际能源署新政策情景认为，目前已公布的政策，包括《巴黎协定》下的国家自主贡献带来的减排量，远不足以避免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发电量达到6．21万亿千瓦时，占全部电力生产比重为26．5％（其中非水电可再生电力占比约10％）。

第二个不确定性因素体现在技术创新上。从笔者所考察的大量能源公司的实践看，传统能源公司因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企业决策理念和价值观的差异，他们在应对能源转型时的确是各怀打算。

第四，数字技术与能源体系的深度融合是决定新一轮能源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素。杰里米・里夫金在其《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重点论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涵盖能源互联网、能源储存、分布式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等）。总体感觉，全球各地区、各类别能源公司参与新一轮能源转型的广度和深度是参差不齐的。世界可再生能源理事会前主席赫尔曼・希尔在《能源变革：最终的挑战》一书中曾经说到，可再生能源的转型也是具有不同功能的两种能源系统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

企业组织的适应力和灵活度是公司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前提。截至2017年底，全球可再生能源累计总装机达到2195吉瓦，占全球总发电装机能力约30％。

近年来流行一句话，奇点临近，未来已来。传统能源企业如何驾驭不确定性企业如何在高度不确定的未来世界里立足？从目前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界的研究来看，躲避可能不是应对不确定性的良方，相反，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勇敢地去拥抱不确定性，管控好不确定性风险，进而提升在不确定性世界中的生存能力――这是历史上很多长寿公司能够实现基业长青的秘诀。

例如，柯达公司早在1975年就研发出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相机，但他们却舍不得放弃传统相机和胶卷业务带来的丰厚利润，最终难逃破产命运。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冷静的思考。

第二类是渐进变革型，这类公司以壳牌、道达尔、BP等国际大石油公司为代表，他们既看到低碳转型的大趋势，又在中短期内对化石能源发展抱有信心，近年来大力推进绿色低碳生产，持续加码天然气业务，积极稳妥探索新能源业务。且不说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对《巴黎协定》心怀疑虑，哪怕是协定的坚定支持者，一旦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遭遇波折，能源转型是否还会被各国放在首要位置考虑？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最大的公共产品之一，人类究竟能否走出公共治理的囚徒困境，我认为至今仍是一个未知数。这三大因素之间存在高度耦合、相互关联又互相制衡的复杂关系，未来三者之间会呈现什么样的演进态势（正向或负向）很难预测。上述几种能源转型的变量因子之间又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

我认为上述这些案例和研究结论，对传统能源企业推进改革转型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新一轮能源转型的一个重大背景，是气候变化和环境约束的外力倒逼效应，外力驱动是本轮能源转型的重要特征。

再电气化从消费环节主要体现为电能对化石能源的深度替代。到2050年电力在全球终端能源中的比例将从现在的20％提高到45％。

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值得关注：第一，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利用是新一轮能源转型的显著标志。更重要的是，任何一项能源政策的出台，乃至重大能源技术和能源消费模式的应用，都需要得到普通民众的理解、拥护和支持。